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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 路 遥

2006-11-07 17:08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陈幼民  我有话说

近日看电视,有一个观众互动节目,题目是“影响我的一本书”,观众短信踊跃,其中占比例最大的,是路遥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路遥去世已经十几年了,而他的作品还被这么多的人记着,真是应了那句话,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这勾起了我对路遥的回忆。

我不是文学圈里的人,和路遥只是普通

的朋友,既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著作,更没有资格以说他来表明自己的什么,我只是一个在远处默默注视他的人。

但我和他的相识,几乎贯穿了彼此前半生变化最大的年代。这些年代,对任何一个过来人,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我和他从陕北同路走来,在每一个路口,都能看到他的突出成就,虽然我并不了解这行程中的细节,但总会感觉到他匆匆的脚步。

当我还在陕北当知青的时候,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小小的诗集,延川县编的,名叫《延安山花》。里面的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,激情而幼稚,饱含着时代的印迹,但它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――路遥。

后来我考上西安美术学院,认识了同学邢仪,她是从延川县来的北京知青。聊天时,我提到了那本诗集,提到了路遥。不料她说,路遥,我很熟。

寒假回京,到邢仪家去串门,一进屋,见桌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,脸庞黑瘦,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,我以为是她们家从农村来的亲戚,便没在意。邢仪从厨房端茶出来,见我们僵着,便说,你不是想认识路遥吗,他就是。

于是热烈握手,我说了些向往已久的话。路遥很客气,但表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,既没有因为我先前的失礼而见外,也没有因为我后来的恭维而高兴。当时好像谈了一会儿诗,或者还有别的,反正是认识了。

第二次相见,是在延河边上,我跑到延安去写生,意外遇上的。我知道了他已经考上延安大学,由于双方都有事,匆匆寒暄了几句,便分了手。可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,面色依旧,但胖了许多,好像还高了一些。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,没系扣,风吹着飘起来,有了一些潇洒的感觉。

后来,延川的知青丁爱笛结婚,对象海娥是村上的女子。我跑去凑热闹,又见到了路遥,还有他的夫人――北京知青林达。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,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,要尽地主之谊,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。他兴致颇高,谈笑风生,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,自告奋勇的写对联,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,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。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。

路遥毕业后调到了西安,专职写作,我陆续见到他发表的小说,直至他写出著名的《人生》。路遥声名鹊起,一时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。

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,广播里播放小说《人生》,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,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。一段完了,旅客们还不尽兴,有看过小说的,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,更多的,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。我坐在边上,看到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反响,心里很为他高兴。

没有看过他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所以在我心中,《人生》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,我知道,不应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作者等同起来,但可能是认识作者的缘故,在我的脑海中,路遥和高家林的形象,却始终是重叠着的。

《人生》不是爱情小说,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,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。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。我听说,路遥凭着自己的才干,曾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芳心。但她的家长,不同意这家庭地位悬殊的恋爱,使她动摇了。要好的一群同学,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。她们说,如果你不好拒绝,那就由我们来办吧。于是,路遥就接到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,叫他不要想吃“天鹅肉”,生生地拆散了他们。如果说,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,在户口、上学、工作等方面,已经让高加林们体味到了人生的残酷,那么在爱情上,则会遭遇到更加的心痛。这次经历,极大地伤害了路遥的自尊,他发誓一定要娶个北京知青做婆姨,而且,他也真的做到了。

路遥的发誓,不管还有多少爱情的成分,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为此,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困惑和矛盾。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巧珍存在,但在路遥心中,“巧珍”可能一直在折磨着他。

我曾把路遥请到美院,让他给学生们讲《人生》的创作经历。当时的讲课费很少,我只记得给他买了一盒两块钱的好烟。

他讲起了对巧珍们的感情:那是十几岁孩子之间的,朦胧的,说不清道不明可又实实在在的情感。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,你就会把它摘下来,放在裤兜里,握得满是汗渍,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个女孩子,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,双手捧给她,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。女孩子不说话,眼神里透着欣喜……

他忘情地描述着,我可以体会得到,什么才是埋藏在作家心底最珍贵的东西,那是在他远远走来的地方,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家园。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,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,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。而悲剧在于,这最珍贵的东西,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,纠缠在一起,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,永远也找不回来。

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,心里异常难受,以至泪水打湿了稿纸,几乎不能继续。送走了巧珍,他将笔扔出窗外,扑到床上,大哭了一场。哭完了,又去窗外寻回了笔,接着往下写。

他强调在写作上,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柳青,于是有人提问,《创业史》中的改霞和《人生》中的巧珍,在形象塑造上,有什么可比较之处。路遥说,改霞是改霞,巧珍是巧珍,她们之间没有关系。说罢,面有愠色。

我于是有点恐慌,生怕闹出些不愉快,好在众多崇拜者的热情,迅速淹没了这一小小的插曲。

我后来调回北京,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,出版社的老总南云瑞、文学编辑部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,再加上我这半个“老陕”,使出版社笼罩了一层浓浓的“陕西情结”。这个阶段,与陕西作家们接触颇多,我曾数次陪南总去西安组稿,和作家们一起吃羊肉泡馍,当然,路遥也在座。这时的相交,多了些场面上的客套,少了些私人的色彩。

我注意到陕西的有些作家,虽然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,可他们本人,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。也许是在农村养成的节俭习惯,也许是写作在当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,反正他们两根黄瓜一个馍,再夹上点辣子就算一顿饭的事,是常有的。他们的写作,像农民种地一样的诚实,一样的辛苦。他们的许多作品,厚实得有如乾陵上的石碑,然其代价,是熬干了心血,交换了生命。你看他们的样子,不是疾病缠身,就是骨瘦如柴,

最后一次见到路遥,还是在延安。那是1990年的春节,我在北京呆得憋闷,就跑到延安去散心。正值放假,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。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,真有点“他乡遇故知”的喜悦,忙跑去见他。

路遥一个人住在间大房子里,虽然天还没黑,可窗户上挂着的厚紫绒的帘布,把屋里变得昏暗暗的,床头灯黄黄地照着,被子乱堆在床上。他邋遢地穿着一身睡衣,动作迟缓。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,神情疲惫,甚至带有一丝沮丧。意外的相逢,使两个人都很高兴,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,谈到了完成不久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则更多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。

我有一点不解,陕北人很重视春节,这是全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,人们哪怕远在天南地北,都要往家里赶。早早地备好年货,贴春联,挂红灯,钻到自家窑里,舒舒服服地享受天伦之乐。你若这几天到陕北,单位关门,商店闭户,想吃口现成饭都找不到。路遥却在此时,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宾馆里,品尝着寂寞和孤独。从他的脸上,也看不到完成一部巨著后的轻松和喜悦。我知道作家们在创作时,通常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,避免干扰,可现在是春节呀。

心里虽然有这样的疑惑,我却没有多问,又怕影响他休息,聊了一会儿,便起身告辞。在餐厅吃饭时,我也没看见他的身影,想必有人把饭送到他的房间去了。

以后听到路遥的消息,几乎都是关于他健康的传闻。我虽然有些担心,却始终不肯相信会发展到什么恶劣的程度。然而,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。这离我最后一次见他,还不到两年。我替出版社拟了唁电,发往陕西。从邮局出来,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走。初冬的北京,天气骤冷,使刚从秋日阳光下过来的人,感觉很不适应。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,哪怕说说天气也好。

一个人就这样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,变成了某种文化符号被人评论或纪念着。路遥的作品获得了不朽,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早逝的理由。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地活着,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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